中世后期日本自我意識的成長和對佛教世界觀的反思,必然對盛行于中世以佛教為主的“三教一致說”造成沖擊,并導致這種思維范式發(fā)生轉換。宋學的傳入和傳播恰恰是促使其發(fā)生轉變的一個重要契機;中世末期政治和經(jīng)濟的統(tǒng)一和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雖然都由佛轉儒,與“仍處室町時代五山禪僧儒佛調和論的延長線”[1]上的藤原惺窩相比,很早就離開建仁寺而很少受到佛教影響的林羅山(1583—1657)不僅繼承了其師推進神儒佛分離的工作,還展開了對佛教更為激烈的批判,同時又全面發(fā)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中江藤樹(1608—1648)是近世日本一個比較特殊的儒者。這不僅在于他作為日本陽明學創(chuàng)立者的身份,還在于他嘗試使儒教成為一種宗教的思想和實踐。他早年篤信朱子學,由于對官學林氏學的不滿和自身的特殊經(jīng)歷,30歲左右逐漸為陽明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由于中國明清交替,一批中國文人留居日本,他們的學問和人格頗受日本知識界的尊重,從而樹立了中國文人的君子形象。其中對日本思想文化影響最大者當屬被稱為畸儒的朱舜水。朱舜水(1600—1682)于1659年定居長崎(此前曾六次到過日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海禁時代,慕華主義仍是儒者最重要的思想。不過,他們對中國熱烈崇拜和敬仰的同時,隨著對本國文化的自覺,多數(shù)儒者也極力主張自我的特殊性乃至相對于中國的某些方面的優(yōu)越性。圍繞華夷思想(儒教的自他認識)的解釋,儒者的中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十六七世紀是東亞世界一個巨大的轉變期。在日本,隨著主體意識的成長、豐臣秀吉政權對華夷秩序的挑戰(zhàn)、空間的均質化、對外的新接觸等社會結構條件的變化,不僅傳統(tǒng)的三國世界觀和東亞朝貢體系開始走向衰落,日本文化也開始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相異是相同的必然結局。儒教傳入日本后,它的價值體系便構成了日本人“文化自我”的根基。這導致了日本人“政治的自我”與“文化的自我”的分裂乃至緊張關系。國學實際上就是近世為消除這一緊張關系的最為典型的文學和思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國學起源于對日本的古典、古語的研究。作為城市知識分子發(fā)起的文學運動,最初只是對中世歌學的革新,代表人物有戶田茂睡、下河邊長流和契沖。戶田茂睡(1629—1706)出身直屬德川將軍的名門世家,具有作為武士的強烈的“選民意識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雖與戶田茂睡相處同一時代,又有著類似的出身和境遇,真言宗僧侶出身的契沖(1640—1701)卻以一種反幕府的立場強烈排斥中世以來的秘事口傳主義,“根據(jù)古書而破近來之妄說,始發(fā)現(xiàn)歌學本來之面目”[1]。契沖棄佛儒而依日本古典,意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荷田春滿(1668—1736)出生于京都伏見稻荷神社的一個神官家庭,自幼便受到了家傳歌學和稻荷神道的熏陶和影響。他不僅繼承并發(fā)展了契沖在歌學方面的遺產(chǎn),還轉向了對《日本書紀》等古典的研究和注釋,大力提倡并提出了獨自的復古...[繼續(xù)閱讀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