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書的研究材料主要來自作者主編的《漢譯日文圖書總書目:1719—2011》第1卷(社科文獻出版社,2015)。就具體書目來源而言,《漢譯日文圖書總書目》第1卷中晚清時期(1719—1911)的書目主要源自譚汝謙主編的《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》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從1851—1911年漢譯日文圖書的學科分類板塊來看(表1-3),排名前5位的圖書分別是文化教育(384種)、歷史地理(363種)、政治法律(346種)、文學語言(174種)以及農業(yè)科學(143種),甚至占據(jù)了漢譯日文圖書總數(shù)的79.1%。這種板塊構造的出現(xiàn),也從另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利用SPSS系統(tǒng),我們依照翻譯出版圖書種類的多少,對1851—1911年間的作者進行了排序,并且確定了前十位的作者排名(詳見表1-4)。然而,讓人驚喜的是,這種作者的排序與學科板塊分析中位列前五的文化教育、歷史地理、政治法律、文學語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利用SPSS系統(tǒng),我們對1851—1911年間的譯者進行了排序,并且確定了前十位的譯者排名(表1-5)。從譯者的身份來看,其中,有個人譯者六位,范迪吉、丁福保、沈纮、樊炳清、趙必振和華文祺,這六人全都有過留日的經歷。此外,還有機構翻譯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利用SPSS系統(tǒng),我們也對1851—1911年間的出版社進行了排序,并確定了前10位的出版社排名(表1-6)。從中可以看到,商務印書館、廣智書局和江南總農會位列前三。表1-6　漢譯日文圖書的出版社排序(1851—1911)排序 出版社 出版種數(shù)1 商務印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其實,在作品引進渠道以及譯者群像的介紹中,都涉及日本因素的存在。如對加藤弘之、梅謙次郎等人漢譯作品的出版介紹,都言及了一個從東京出版再到國內出版的曲折。在圖書的譯者排序中,也堂而皇之地出現(xiàn)了兩位日本人譯者。而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這種由傳教士主導的漢譯西書事業(yè)的轉變,發(fā)生于19世紀中期。隨著鴉片戰(zhàn)爭的失敗,國內的一些有識之士,開始意識到中國的落后,進而提出了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的主張。難能可貴的是,他們隨后就將這種“師夷長技”的主張,演化成為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所以將清末的1900—1911年專門列出,是因為在戊戌變法啟動時,以康、梁為首的維新派為了推動變法,便將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維新后的種種成就,援引為樣本,向朝廷以及國人廣為宣傳。其中,康有為的“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,近采日本,三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東文學社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專業(yè)日文學堂(1898),是由蔣黼(伯斧)、狄葆賢、汪康年、邱憲、羅振玉等人合作創(chuàng)辦的。其創(chuàng)設宗旨是:“日本同處一洲,而研習其語言文字者顧寥寥焉。彼都認識蒞止中國,中國士大夫往往不能與通姓字,彼國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如果說東文學社是國內最早翻譯出版日文圖書的社團,那么譯書匯編社應該說是日本最早出現(xiàn)的翻譯出版日文圖書的社團。成立于1900年的譯書匯編社,是當時留日學生中最早成立的一個翻譯出版社團。社長戢翼翚是1896年先期赴日的...[繼續(xù)閱讀]